（第七十三讲）
【党史故事】"文化大革命"
背景：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生，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。从国际上看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，帝国主义长期敌视、封锁，把“和平演变”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、第四代人身上，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也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。从国内看，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，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，缺乏科学的认识，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长期革命战争积累下来的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矛盾时容易沿用和照搬，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阶级斗争，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，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。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，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，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，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，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、官僚主义等现象，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。但是由于“左”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，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，最终酿成了内乱。
过程：1966年5月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全面发动的标志。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《五一六通知》和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提出“党内混进了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他们就会夺取政权，由无产阶级政权变为资产阶级政权。”“这次运动的重点，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对所谓“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”反党集团和“刘少奇、邓小平司令部”进行错误的批判。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，由陈伯达任组长、康生等任顾问，江青、张春桥等任副组长，并规定“中央文革小组”“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”，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，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实际指挥机构，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。
1967年1月，进入“全面夺权”阶段，很快发展为“打倒一切”以至“全面内战”的严重局面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“大串连”，带动了各地的动乱，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。
1967年2月前后，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，陈毅、叶剑英、李先念、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，对林彪、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、乱党、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，被诬之为“二月逆流”，受到压制和打击。
1968年10月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，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宣布“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，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”。
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，使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、合法化。
1970年至1971年间，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，客观上宣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失败。
1972年，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提出批叛极左思潮，使得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。
1973年8月，中共十大继续肯定九大的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和指导方针，王洪文当选党中央副主席，与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结成“四人帮”，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。
1975年初，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，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，使身处动乱之中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。1977年8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中央正式宣布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。
影响： “文化大革命”持续十年，使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、范围最广、损失最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，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，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。
作为政治运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与“文化大革命”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，文革时期，虽然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，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，国防科技和工业、交通运输线、输油管路等国家基础设施取得了不少成绩。
